上世纪80年代：启蒙者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报业市场改革重新启动，80年代初开始走上改革发展之路。由于长期处在计划经济的体制和阶级斗争的实践中，人们的旧思想、旧观念要真正解放出来，还面临诸多束缚和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中央级报纸由于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人才优势和发行渠道，在改革开放初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整个80年代，中国报业推出的一系列新闻作品特别是深度报道，在推动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所承担的角色，可以用一个词“启蒙者”来概括，即改革观念的启蒙者和思想更新的引领者。
以《人民日报》、《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等为代表，这些全国性大报刊载的一系列非常有影响力的报道，从不同的价值维度起到思想解放、观念启蒙中的重要作用。相关作品至少包括：
1980年，《工人日报》发表的报道《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事故说明了什么？》。这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对重大责任事故究问领导部门责任的新闻报道，被誉为中国“新闻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
1985年，《中国青年报》发表的系列作品《大学毕业生成才追踪记》。这组8篇报道由李大同与驻天津记者张建伟联合撰写，突破了以往新闻界非黑即白的两极报道模式，首次将“灰色带”人群作为新闻的考察对象，以“进行式”报道取代传统的“结论式”报道，被新闻界认为新时期深度报道的“开山之作”。
1987年，《经济日报》推出的“关广梅现象”系列报道，引发了关于租赁制企业姓“资”还是姓“社”问题的热烈讨论。这组报道和讨论，改变以往通讯配评论的方式，大量发表读者来信，在社会广泛参与的对话中得出结论，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1987年，《中国青年报》发表的针对大兴安岭火灾的“三色系列”报道（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绿色的悲哀）。这组报道将思维拓展到火灾背后的原因，探究“新闻背后的新闻”，文章的编者按说，“在对自然、社会、人相互关系的深入探究中，人们自然会得出超乎大兴安岭之外的种种结论。
而这结论最终将会使得我们更加理解我们的国家，理解我们的改革。”这三篇报道，正是把大兴安岭火灾放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放在人与自然和社会互动的关系中去考察，才揭示出管理体制的缺陷、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更复杂的信息和更深刻的启示。
1987年，《人民日报》发表的报道《鲁布革冲击》。这篇报道既叙述了发生在鲁布革工地上的两种体制下的工作状态，又站在普通劳动者的角度深入分析了这种差异反映出的体制、利益、观念等深层次问题，由此，大大提升了这篇报道在大时代背景下的新闻价值。
1987年，《人民日报》发表的罗荣兴、祝华新、曹焕荣共同撰写的报道《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时代的挑战与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思考》。重读这篇报道的开头部分，充满着浓重的思辨色彩和时代追问：“20世纪80年代，改革的大潮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涌动。刚刚从十年噩梦中醒来的人们，被迅速卷进变革的浪涛。
生活在变，观念在变，人在变，一切都在变。兴奋、惊愕、困惑、期待……袭扰着每一个人。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将怎样评说今天占世界人口1/5的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伟大进军？”
回望上世纪80年代的这些产生巨大影响的经典作品，不难发现，作者的思想主题是第一位的，而具体的事实、数据材料、案例和人物运用都在为宏大而重要的主题服务，其叙事风格大气磅礴、写作形式不拘一格。
《中国青年报》著名的深度报道记者张建伟曾这样解释此类深度报道文体兴起的原因：我们早已习惯的范式不免是灰色的，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前常常捉襟见肘，一旦在范式的复杂度上有所增加，它所能够容纳的信息量便大大增加，显出旺盛的生命力。
一种文体的创新，要扎根社会现实的思潮土壤，要回应社会发展的普遍需求，要呼应改革开放的价值方向。上世纪80年代，中国报业以具有本土创新色彩的“深度报道体”肩负起“启蒙者”的重大角色，这个时代的媒体改革依然可以给今天以深刻启示：媒体的价值立场和思想站位，首先要深刻把握社会的脉搏、引领思想的潮流，其新闻实践和文本创新才能走在时代前沿，对社会的贡献才能大放光芒。
上世纪90年代：监督者和记录者
走进上世纪90年代，我们以“监督者”和“记录者”来总结报业媒体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所扮演的角色。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解放日报》的“皇甫评”系列评论与《深圳特区报》的通讯报道《东方风来满眼春》，这两部具有重大意义的新闻作品，展示出地方报纸的时代敏锐意识，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上继续引领着思想解放的思想潮流。
1991年春节后，《解放日报》的周瑞金、评论部凌河与当时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鸿一起，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谈话精神，以“皇甫平”为笔名在报纸头版发表4篇系列文章，包括《做改革开放的“带头羊”》、《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这组文章在当时社会引起巨大反响，甚至不同思想、观点和立场的碰撞及争议。
从1992年1月，《深圳特区报》记者陈锡添全程跟随邓小平同志在深圳的“南巡”活动后，在该报发表了著名的通讯作品《东方风来满眼春》，真实记录了伟人视察期间所做的重要谈话，成为了新闻界在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件标志性事件。这篇通讯经新华社转发后，被国内媒体广泛刊载，成为影响和推动当时公众进一步解放思想，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要文本。
上世纪90年代的新闻业，一方面新闻报道越来越多地回归信息本位、尊重新闻规律，强调事实原则和专业规范；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发展和兴起后，各个行业暴露出来一些问题，中国报业开始通过批评报道来进行舆论监督，以促进这些社会问题的解决。而且，电台、电视台也共同加入了舆论监督的热潮中。一些重要的媒体改革和栏目创新“节点”包括：
1992年2月，“中国质量万里行”大型系列报道拉开序幕，主要对产品质量好的企业进行表扬，对生产假冒伪劣商品的企业进行曝光，这个系列报道产生热烈反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给予高度评价。
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在每晚黄金时段推出13分钟的电视新闻评论栏目《焦点访谈》，该栏目首开电视述评式深度报道先河，快速成为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典范。其影响力的巅峰时刻，是1998年10月7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到央视视察，赠言《焦点访谈》十六个字：“舆论监督，群众喉舌，政府镜鉴，改革尖兵”。
1994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推出以舆论监督为特色的深度报道栏目《新闻纵横》，每次20分钟，每天早上7点播出，节目采取“记者型主持”的方式，紧扣社会热点进行批评报道。
1996年5月17日，中央电视台推出《新闻调查》栏目，以电视调查报道为主要形态，理念从“正在发生的事实、新闻背后的新闻”逐渐转变为“探寻事实真相”，不仅探索出电视调查报道的新型话语，而且成为电视调查性报道的典型标杆。
此外，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南方周末》以舆论监督报道为特色，影响力快速提升，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有研究认为：这个时期的《南方周末》，呈现了报纸所具有的良知、勇气、水准和创造力，其新闻实践更符合倡导式新闻业和参与式新闻业的特征。
除了“监督者”的角色，中国报业也越来越具有“记录者”的鲜明特征。这里的“记录者”，不仅指的是新闻报道手法上更加强调客观记录、事实本位，更具有理性平和的朴实风格，而且指的是新闻报道的视角开始关注底层和普通百姓，更具有记录时代的自觉意识。
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5年《中国青年报》推出的《冰点》周刊，第一篇作品《北京最后的粪桶》1月6日刊发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重读记者王伟群此文的开篇之语，就能感受到把视角对准普通百姓的“接地气”风格：“这是北京仅存的几名背粪工人。他们是老知青，在北大荒生活了多年。回到故乡后，他们却背起了时传祥的粪桶。在靓女如云的橱窗里，在豪华亮丽的大饭店玻璃墙上，极不相称地反射着他们的影子……”
据说，报道刊登的当天，版面主编一进报社大门，传达室和司机班的师傅就冲他点赞“真棒哎！”这一天，编辑部的电话响个不停，很多读者感动不已甚至泣不成声。
可以说，这是中国报业第一次把主流媒体报道的视角对准了最普通的老百姓，通过讲述他们的故事，让人们感受到时代洪流中的个体力量与底层精神。这种视角的新闻作品，实现了主流媒体报道价值和维度的重要转向，把以往“自上而下”的视角转向“自下而上”，其转变具有历史意义。今天，中国报业媒体对普通人命运的关注，一以贯之地体现党和国家对老百姓命运的关注，体现中国媒体“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这是报业人文精神的重要彰显，也是值得报业媒体继续延续的历史荣光。
新世纪以来：调查者和解释者
进入新世纪，我们可以用“调查者”和“解释者”的角色来总体概括过去20年中国报业的发展。伴随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融入全球化的进程日益加快，报业既聚焦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聚焦个体与群体的利益，逐步强化着记录和解释的功能。回顾这20年中国报业的发展，笔者认为一些重要时刻和事件值得记录：
2001年1月1日，作为中国商业报纸的引领者，《21世纪经济报道》创刊，该报坚持新闻创造价值的理念，与《中国经营报》等专业财经类报纸一起，为报道中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互动发挥着重要的监督、解释功能。
2003年3月17日，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被送至收容遣送中转站收容，3月20日死亡，《南方都市报》于4月25日发表记者陈峰和王雷的报道《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报道积极推动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成为市场化报纸助推政策完善和社会进步的标志性事件。此后，包括《新京报》等在内的主流都市报连续十余年引领着报业市场化改革的浪潮。
2012年前后，中国报业经历了从高速增长到快速下滑的历史性“拐点”，以《东方早报》2017年1月1日正式停刊、彻底转型为“澎湃新闻”客户端为标志，传统报业的数字化转型步伐加快，整个报业在逐渐退出市场的过程中加速“去产能”。
2012年7月21日，“@人民日报”账号发出第一条微博，传递救助信息、扩散社会关爱，既拉开了人民日报官方微博正式运营的序幕，也标志着中央媒体面向移动互联网传播启动的数字化变革。如今，人民日报微博粉丝突破1亿、微信公众号粉丝超过2500万、客户端下载量超过2亿，这些数据显示，少数主流报业在重新争夺网民群体、巩固舆论引导能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回首本世纪以来的近20年报业发展，有两条“线索”始终非常清晰。
第一条线索就是都市报的规模化扩张和主流化影响，在解释社会现象、调查社会问题、启迪社会观念方面积极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正向功能。
第二条线索就是党报的数字化转型和互联网产品矩阵的打造，为重新巩固网络舆论场中的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和公信力打下坚实基础。
纵观中国报业改革发展的四十年，既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发展见证者，也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社会进步推动者。当前，报业正在进行转型升级，报纸“向死而生”，加快面向数字化平台和移动互联网传播转型，新闻报道也在不断探索融合创新的形态。
未来报业的发展，还需要继续服务于改革发展，而助推改革最重要的功能依然是思想引领和价值引领。比如2016年，当社会上出现一些“文革是否会重来”的疑虑和担忧，《人民日报》5月17日发表署名任平的评论文章称，决不允许“文革”这样的错误重演，强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造成的危害是全面而严重的。
历史已充分证明，“文化大革命”在理论和实践上是完全错误的，它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这种在关键时刻，发挥“定心丸”作用的重大评论，就是主流媒体夯实观念基石、巩固社会共识的重大价值。
站在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历史关头，面临经济全球化、报业融合化和运营公益化的多重挑战，中国报业正在新闻报道、融合转型、媒体智库、行业拓展等多个维度进行积极探索。
笔者认为，报业要持续助力改革开放，需要完成四个方面的转变：
其一，从议题追踪者到议程设置者的强化。
不仅要关注社会热点，做议题的追踪者，还要做社会改革发展重大议题的设置者，以对重大问题的持续关注来助推社会进步。
其二，从事实把关者到真相阐释者的提升。
不仅要做事实的把关者，守住事实底线，更要做真相的阐释者，帮助公众更全面的认识复杂的中国、前进的中国。
其三，从信息传播者到价值引领者的追求。
不仅要做信息传播者，还要做价值引领者，把中国的文化、发展的方向、民族的精神传递给公众和世界。
其四，从致力于报道到服务于治理的转型。
不仅要致力于新闻报道，还要深入地参与到国家社会治理的现代化进程当中，发挥好媒体智库的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新闻工作者要做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这要求新闻媒体既要做好正面报道和舆论引导，又要记录事实和揭示真相，更要追求主流影响和思想引领。在记录中影响，在影响中推动，这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报业继续助力深化改革、助推社会进步的努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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