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可降解包装因成本高以及“限塑或禁塑”推广或管控力度不够等原因，目前市场渗透率仍然较低。与可降解包装相比，一次性塑料的产能、性能和使用便利度等均占优，且具有显著的成本价格优势。
塑料，近几年一直让人又爱又恨！
有些先进企业，在政策红利和多重利好因素刺激下，实现利润和品牌双增长！
有些落后企业，在治理散乱污和多重筛选淘汰中，摇摇欲坠，艰难求生。
塑料，究竟是怎么了？
“限塑令”为何禁不住这些“用塑”习惯？塑料可回收性设计、可降解塑料包装、绿色循环包装等概念层出不穷，为何没有得到广泛应用？
要解释清楚这些问题，就要厘清治理塑料污染背后的“环保账”与“经济账”。
不对等的成本与环境效益
国内的“限塑令”，可追溯到2007年下发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限制生产销售使用塑料购物袋的通知》。此后，厚度小于0.025毫米的塑料购物袋被淘汰，所有超市、商场、集贸市场内的塑料购物袋明码标价，单独收费。这项“限塑令”已经落实14年，但一直存在争议。塑料袋收费太低，对需求的调节作用弱，尤其是年轻人，可能只是“肥了商家”。另外农贸市场、外卖等免费塑料袋依然在使用。
通过不断实践，现在可降解塑料袋出现在了各大商超和生鲜电商的店铺中，成了呼声很高的产品。
然而，可降解包装因成本高以及“限塑或禁塑”推广或管控力度不够等原因，目前市场渗透率仍然较低。与可降解包装相比，一次性塑料的产能、性能和使用便利度等均占优，且具有显著的成本价格优势。比如，目前在大中城市商超和便利店强制推广使用的大号或中号购物袋，可降解塑料包装袋成本(约0.3~0.5元)是传统塑料包装袋的2~3倍。
更糟糕的是，显著提升的成本并没有带来显著的环境效益差异。研究表明，可降解包装从生产、使用到废弃处置的全生命周期过程，与一次性塑料包装环境效益差异不大。因为，这类包装材料的环境友好性主要体现在末端的填埋处置上，若全量回收且进入生活垃圾焚烧发电系统，在废弃阶段的环境优势并不明显。
反之，因可降解包装更为“复杂的”生产过程，环境影响可能更大。例如，大连理工大学史玉基于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对比了可降解材料聚乳酸(PLA)快递袋与传统聚氯乙烯(PVC)包装胶袋的环境影响，相同功能单位下(25×35cm规格)的快递袋，PLA材质快递袋的综合环境影响高出近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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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以“变现”的循环包装
快递包装，外卖餐盒
近两年，一种新型的循环快递包装——共享快递盒，进入公众视野。
各大电商、快递、物流等企业纷纷做出尝试。近日，由顺丰速运研发的新型可循环使用快递箱在北京市开始推广使用。这种名为“π-box”的包装箱可循环使用70次以上，整箱的制作材料96%可回收。
政府也发布各种鼓励政策。4月27日，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北京市塑料污染治理行动计划2022年度工作要点》，提出北京市深入开展快递包装绿色治理，选择2家左右重点企业，开展可循环快递包装规模化应用试点，推广一批使用方便、成本较低、绿色低碳的可循环快递包装产品。
但循环快递包装真的可行吗？
2017年6月，京东开始实施“青流计划”。目前，这类循环包装投入运营后运转良好，但其应用场景或适用范围仍有一定局限性，如“青流计划”主要限于部分城市的同城业务，仍处在推广阶段。
经过测算，循环包装可显著减少包装废弃物。以京东物流在海口市开展的同城B2C循环快递包装示范项目为例，投入循环包装箱超过1万个，单个循环使用寿命50次以上；循环包装袋2000个，单个循环使用寿命100次以上。
根据该示范项目近一年的运行情况估算，累计减少使用一次性包装材料约235吨，其中一次性纸箱类及其他纸类包装约210吨，一次性塑料类包装约25吨；相当于减少使用一次性包装箱(袋)约90万个，其中纸箱超过30万个，塑料袋超过50万个，胶带约180万米。若能将循环共享包装全面推广到海口全市同城快递业务中，预计一年就可减少使用一次性纸类包装1730吨、塑料包装200吨。
但项目运转过程中，这些理论上的环境效益并未通过政府补贴或其他方式“变现”给企业，相反由于投入增加，项目目前尚未产生经济效益。在缺乏激励政策以及妥善的成本分摊方案的情况下，仅依靠头部企业的环境或社会责任，循环包装的推广难度显而易见。
但是，纵使现在头部企业推广循环快递包装没有获得相应的补贴，却可以树立企业良好的品牌形象。政策也在逐渐完善，有多个政府文件表明，政府正在加强科技与财政支持。可能将由相关主管部门牵头，对循环包装和绿色环保材料的研究和推广加大投入和支持，对使用符合要求材料的电商、快递公司等给予财政优惠政策，避免快递公司各自为战，浪费财力物力。
此外，通过对外卖循环餐盒的环境效益进行测算。结合某企业实际运行数据，结果表明：尽管单个循环餐盒因生产和使用(如回收、清洗和消毒处理)增加了环境负荷，但若循环次数能达到6~8次，即可与同等功能或规格的一次性塑料餐盒在综合环境影响上表现相当。
而根据循环使用超过60次的实际运营数据，单个循环餐盒投入使用相比一次性餐盒可减少0.09克SO2(二氧化硫)、0.03克PO43-(磷酸盐离子)以及91克CO2 (二氧化碳)排放当量。以此推算，循环餐盒若能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应用，替代率达到10%以上，每年可减少26吨SO2、9吨PO43-和2.6万吨CO2排放当量，并节省1270万亿焦耳的能源消耗。
但从企业实际运行的成本效益角度来看，单个循环餐盒的生产成本更高（约为一次性塑料餐盒成本的5~10倍甚至更高），且需要额外的回收成本（包括清洁和消毒），以及智能配送系统和保温自提柜等配套设施建设投入，因此综合成本很高。即便循环效率超过数十次，其因减少一次性包装而节约的包装成本，仍不足以抵扣循环包装的生产、使用以及相关设施的成本。若能持续降低生产使用成本，并进一步提高循环效率，特别是将环境效益“变现”并分摊给相关利益方，才有望扭亏为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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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如何分摊？
塑料包装产品生产或使用企业始终是包装材料绿色治理的责任主体。长期以来，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形成了以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xtended Producer Responsibility，EPR)为主的体系，应用面广，推广模式较为成熟。
EPR制度制度是由产业链上的生产者、使用者、消费者共同负责。目前，EPR制度在中国国内主要是用于消费电子(电子废弃物)的回收处理。
不同国家和地区，针对不同的一次性塑料包装材料，对于EPR制度的具体实施形式有所差异，例如押金制、基金制、绿点制度等。德国是首个按照EPR要求进行包装管理的国家。
德国推出“绿点计划”，对各种垃圾实施分类回收
当前，随着国内大中城市生活垃圾分类系统的强制实施和持续完善，可探索建立合理的成本与环境效益测算方法，并结合中国国情寻找合理的成本分摊模式。
同时，加大财政、金融等手段的扶持力度，规范可降解包装材料及产品的标志与标识，推广产品可回收性设计等。《可回收再生设计指南》的发布，将为塑料产品可回收再生性起到直接的指导作，通过对产品进行可回收再生设计后，可能会形成规模化单一材质的回收流，生产出更高的质量的再生粒子，下游再生产品的应用也将更加广泛，例如从瓶到瓶、食品级接触级材料应用等。塑料容器包装可回收性再生设计指南标准下载链接：
此外，还可考虑将环境效益货币化，在塑料包装制品领域，参照碳排放交易的机制，探索研究社会增量成本的收取与分摊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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