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藏身于九龙湾旧工厦内的昇洪印刷厂大门敞开，笨重陈旧的机器后面，老板梁国洪正专注地研究着什么，身侧围了好几个电风扇。听闻电铃响，才抬起头，边热情地引中新社记者入内，边解释道印刷油墨味重，开窗透气及以风扇代替冷气之必要。
过往这几年，梁国洪也是这般，迎来一批又一批参与工作坊、导赏团的年轻人，以及对非遗文化格外用心的艺术家。梁国洪不收钱，不厌其烦地一遍遍介绍活字印刷的历史，演示鼎鼎大名的海德堡印刷机。
“你要愿意学，你上来，我就教你。”梁国洪指着倚墙密密麻麻排列的字粒笑道，不为别的，就为了把这门传统技艺传承下去。当年盛极一时的活字印刷产业，式微至此，成为时代更迭中的沧海遗珠，被纳入“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的确是始料不及。
梁国洪的讲述，总会回到1973年。那年他才23岁，年轻而野心勃勃，并未循着父亲足迹在皮具生意深耕下去，而决意要走一条别的路。他看中了印刷的前景，当年香港在轰隆作响的机械声里，昂首阔步迈入经济腾飞的光辉时代。发达的工业带动印刷厂的兴盛，“当时每一行都需要印刷品，包括制成的账簿、名片、发票等。”全盛时期，香港曾有数百间活字印刷公司，相关的铸字厂、洋纸铺、油墨店等亦应运而生。
梁国洪在舅父所经营的印刷厂学了一阵，及后便在长沙湾自立门户，用他的话说是“边做边学”。那时区内印刷厂林立，梁国洪常到其他厂房旁观经验老道的师傅工作，从中偷师。
活字印刷是一门讲求工多艺熟的技艺，梁国洪说，接到订单后，要从版房检索所用的字粒，及时向铸字厂补购，“那时字粒是称重卖。”有时碰上铸字厂也没有的生僻字，梁国洪就得自制，把字粒磨开，取其部首，再拼凑另一个字粒，譬如他手中拿的“骨”拼“交”，两者合为“骹”字。这一过程并不容易，“因为要用火石机去磨，经常‘咄’一声，就把手磨出血。”
排版时还要估量空间放置铅片作为间隔，如要列印证书、请帖等，则要放入花粒和符号。之后锁好模板，便可以进入印刷程序。
“那时候香港有最先进的印刷机器。”每年来自日本、英国、美国、德国等厂商，都会带着最新研制的机器齐聚香港举办的印刷展会，他们即场示范生产，提供订购服务。也因此，柯式机与数码印刷技术兴起的潮流，亦被香港敏锐地捕捉到，并由此产生骨牌效应，转行、搬迁、结业......数年间，此类消息听在梁国洪耳朵里已变得稀松平常，最后留下的人“用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新的浪潮忽然猛地拍打过来，他一愣神，也迅速地顺势而为，转用柯式印刷以维持业务及生计。但他从未想过走，亦对活字印刷不离不弃，一直守着那些老客户，也守着那些沾染过时代星光的机器。尽管这门工艺人手制作下不免生出瑕疵，可他偏爱那些瑕疵，那是人性的彰显，也构成了活字印刷的艺术性。
说到这里，梁国洪拿来早先埋头聚精会神鼓捣的两张纸板，远看是一只翩翩起舞的彩蝶，和一只憨态可掬的小猪，活灵活现，凑近一瞧，原来是由字体拼接而成，形状大小皆迥然不同。“在我心里，这就是艺术。”也许它不值什么钱，还费时费力，却能一下攫住人的目光，换来片刻的愉悦和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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